上周五，一家川菜馆里，周问我：“你对牦牛的事情怎么看？”

通常我比较喜欢回避政治，所以只说：“无所谓怎么看，国家统一是不容考虑也不容质疑的。”

周追问：“可有人在此时表示，要尊重新闻自由，你又怎么看？”

我想她在说南都长平，于是我说：“新闻自由从来都是相对的。大家一说新闻自由，常常爱说美国，可当美国把准备到伊拉克采访的记者全都骗在一间会议室里的时候，当他们把那些记者限制在军车上时，有谁说过新闻自由？”

南都一向被很多人称为“媒体良心”，说实话，对于这样的评价，我一直是保留看法的。当然，我不否认他们一直为民生所做的努力，但仅此而已，你要说他们能为民主做多大努力，就很天真了。尤其在这样的时候，无论提民主，还是提新闻自由，都很可笑。覆巢之下，岂有完卵，皮之不存，毛将焉附？

新闻本身就是政治的产物，而政治又是经济的产物，新闻或直接，或间接，其实都是为经济服务的。经济有宏观层面，也有微观层面，在微观层面，媒体可以有很大的作为空间，但从宏观层面，或者从利益背景来说，可以操作的空间就很小了。除了通过长期的舆论宣传反应某种价值取向，你以为你还能做什么？而这种价值取向，肯定不是某一个人或者某一群人可以决定的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新闻从来没有自由，笔杆子不是卖给枪杆子，就是卖给钱袋子，你只有卖给谁的自由，没有坚决不卖的自由。乌托邦如果存在，也注定不会是所有人的乐园。

长平也好，王晓峰也好，白岩松也好，从最开始的牦牛出圈，到后来的圣火传递，再到现在的家乐福风波，总有那么一帮人，以为自己可以站在高于普通民众的、格外理智的地方，显示自己智商上的优越感。这种优越感并不是此时才暴露的，一贯如此。而这种优越感，恰恰突显出他们作为一个新闻人的幼稚。想显示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，并不是站到大多数人的对面就可以了，平日大家都说你骂得好，那是因为你说的正是大家想说的，如果你说出的话让大多数人都不爱听，说话，也就只是说话而已。

周说：“为什么非要管制呢？”

我说：“因为我们的文化教育发展速度跟不上民生经济发展速度，除了这种简单粗暴的办法，他们不知道还能怎么办。”

话说回来，如果掌握话语权的新闻人都这样幼稚，也就只配这样简单粗暴的管理办法了。

幸好，现在并非如此。